摘要：新一輪技術革命對國際競爭產生日益顯著的影響，作為一種新型權力，技術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快速和跨邊界的滲透。技術的新特征也給歐洲帶來現實的壓力，引發歐洲對於技術主權的追求，進而促使新的歐洲一體化向增強歐洲技術能力、技術凝聚力和提升對外安全能力的方向轉變。現階段，歐洲技術主權主要側重技術產業強化並勾勒技術安全防衛邊界，以降低對外依賴度和外來技術權力滲透帶來的地緣風險，但歐洲技術主權戰略實施空間也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在現實主義回歸的背景下，伴隨著全球關鍵技術合作的逐步收緊，技術的主權性和安全性將成為包括歐洲在內的諸多國家的持久性議題，技術政治化也將逐漸走向國際競爭與博弈的中心舞臺。
一、引言
現代主權概念的確立與發展經歷了相當 長的演變過程。自讓•博丹 (Jean Bodin) 在 16 世紀提出現代主權的概念以來，歐洲國家通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明文規定形成了以現代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過歐洲一體化的整合， 國家主權在歐盟多層級治理體系下出現了從歐盟成員國逐漸向歐盟機構讓渡的過程。但在此過程中，主權概念更多地體現為歐盟對內的治理權，特別是經濟政策工具的創建以及法律規範上的統一，同時也構建了歐盟對外經濟主權契合了冷戰中同盟聯合和冷戰後全球化規模治理的需要。然而，新技術革命與國際環境的變化， 促使歐洲重新審視當前新型的地緣政治博弈， 也為主權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突出體現在技術本身的變化與政治元素強化的互動性明顯加強，進而體現在技術影響經濟基礎變量的重要性被重新挖掘，並被賦予國家政治博弈中的權重。
現階段，新技術革命與國際格局重塑同步進行，全球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浪潮帶來了信息技術生產力的全面升級，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型技術已嵌入傳統的國際生產、流通的各個環節，深刻影響和塑造著新的全球經濟基礎。技術對於上層建築的影響促使國家科技革新的外部性顯著提升，掌握關鍵技術的國家將技術作為國際政治權力博弈的重要工具。新技術革命對各國的權力塑造形態以及國際間的權力政治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也喚起諸多國家對新技術革命與權力重塑過程中的技術主權問題的重視。在此背景下，歐洲主權的概念延伸，不僅表現為技術作為主權內涵要素的權重增加，還表現為對外提高整體技術能力與競爭力。追求歐洲技術主權、抵禦新型技術權力的外部滲透、追求國家安全等新目標，正是反映了歐洲對自身保持長期技術競爭力和應對外部技術控製的擔憂。
歐洲各國與歐盟主要領導人的觀點也反映了上述憂慮。早在2017年，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索邦大學「重建歐洲計劃」的演講中就提出「維護我們的邊界和價值觀，在歐洲層面確保我們的主權」。在此之後，時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強調歐洲在確保安全、可信賴的數據基礎架構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擁有技術主權的重要性。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則強調，歐洲的數字化轉型必須保護公民、企業和整個社會並賦予他們權力，使他們從技術中受益。而實現上述目標的關鍵是，歐洲需要在量子計算、5G和網絡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領域擁有自主能力。馮德萊恩用「技術主權」一詞概括其觀點主旨，認為必須根據歐洲的價值觀、規則做出自主選擇。
對於歐洲主權特別是技術主權的再探討，已經成為後疫情時代以及新地緣沖突風險外溢過程中歐洲保障自身安全的新焦點。技術政治化在國家間互動中不斷強化，使得技術主權的角逐不僅成為歐洲政治新理念、新共識和凝聚力的標簽，同時還成為歐洲戰略重塑的方向。本文嘗試在探討歐洲戰略自主的基礎上，對歐洲技術主權進行延伸性分析，從戰略背景、意圖和實現路徑上深入解析歐洲技術主權的全貌，並對歐洲實現技術主權所面臨的局限和挑戰進行分析，以期對技術政治化背景下的歐洲發展戰略方向予以新的認識。
二、歐洲強化技術主權的戰略背景與動因分析
冷戰結束後，伴隨著歐洲經濟增長的日漸穩定，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選擇加入歐盟以分享區域一體化增長的紅利，區域一體化的製度性外溢更為顯著。 但是，受全球化紅利的消退、美國挑起的全球大國博弈、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以及新技術革命等因素的影響，歐洲主權內涵和戰略目標再度發生漂移，其概念中體現的技術主權權重不斷提升。 而在新技術革命的沖擊下，新技術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也使得「技術主權」戰略成為歐洲長期戰略性選擇和政治動員的方向。
（一）國際宏觀環境演化推動歐洲技術主權觀念的形成
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產業轉移、垂直分工和跨國資本流動，構築了全球生產網絡體系及全球金融體系，使得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全球的長期和深層影響進一步擴大。 在這一時期，歐盟依靠先進的技術和產業鏈主導能力，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占據關鍵位置，並以德國為全球價值鏈樞紐中心，有效輻射和開拓了廣闊的海外市場。 然而，深度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國形成的緊密聯系，也同時意味著，如果出現波動性風險，那麽也將以「鏈式反應」的方式推動國際宏觀環境的改變。
首先，從經濟層面看，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深度沖擊了美國金融市場，帶來經濟全球化的受挫。
全球性金融風險的傳導，也使得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得高收益的歐盟國家遭受極高的損失，相互依賴關系從長期收益轉化為長期風險。 同時，由於全球生產分工向新興國家轉移，歐洲產業鏈對發展中國家中間產品的依賴度逐漸加深，使得歐洲生產能力的自主性相對下降。 隨後，衍生的岀口萎縮與財政赤字的惡性循環成為引發歐債危機的深層因素。 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引起美國對「霸權流散」的擔憂，特別是美國在技術領域對中國的遏製，不僅讓歐洲意識到自身在國際舞臺中的話語權與重要性的相對下降，同時也使歐盟認識到「技術」在大國博弈中的決定性作用。 因此，重塑歐洲的國際地位和技術控製力，避免中美競爭對自身發展空間和國際權力的擠壓，成為歐盟加強自主性和強化技術主權的戰略動因。
其次，從政治層面看，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塑造與美國的相對實力密切相關。
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霸權相對衰落。 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時期，全球化趨勢出現明顯的逆轉，特別是美國退出部分國際組織的行為表明，其不願再承擔諸多國際公共品的供給成本。 而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戰略也使美國與歐洲圍繞傳統安全領域的軍費問題、經貿領域的稅收問題等發生了沖突，給長期以來的美歐政治關系蒙上不信任的陰影。 全球政治向現實主義軌道回歸，使得逆全球化沖擊下的歐洲，開始對增強自身整體實力和應對外部風險有了更大的現實需求。 雖然，在拜登執政後，美歐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補，但從全球政治現實來看，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遺產」依然嵌入美國強化自身技術權力的內外政策設計中，這就促使歐洲在追求技術安全的基礎上、在關鍵領域盡可能降低對外部的技術依賴。
最後，突發的外部事件疊加的影響與沖擊更是進一步推動歐洲技術主權的強化。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沖擊下，歐洲各國對疫情防控以及治療所需物質的階段性需求短缺，凸顯了歐洲應對突發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的技術短板。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帶來的跨境貿易流動萎縮、生產資料供應受阻也將給歐洲的產業鏈、價值鏈安全帶來巨大的沖擊。 此外，俄烏沖突的爆發，更是進一步將歐洲迅速拉回到傳統地緣安全戰略的軌道上。 這場沖突在空間上給歐洲帶來的壓迫感、歐盟核心國家對俄羅斯能源的高度依賴、技術對傳統戰爭模式的重塑等，使歐洲重新認識到通過技術替代和技術領先獲得全方位安全的重要性，「技術主權」在現實中得到全面深刻的闡釋。
（二）新技術革命對技術權力效用的放大
在國際宏觀環境的演變進程中，新技術革命的影響和作用深嵌其中，它帶來的變革性和顛覆性力量已經成為改變國際權力格局的最重要因素。 技術要素的功能化體現在軍事沖突中的優勢獲取和技術對社會經濟生活各領域的滲透，而技術對於人類行為的主動控製能力的增強，使技術成為影響政治的關鍵要素，並為政治利用技術提供了新的空間。 技術要素提高了一國在國際突發事件中的應對能力，也減少了因相互依賴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 從本質上看，技術的發展帶來的生產力差異是國際權力不對等的重要影響因素，技術領導國與國際權力擁有者之間的身份高度重合。 而技術發展的停滯或者由於技術擴散帶來國家相對優勢的下降，也必將導致領導國的權力轉移。
首先，從技術的功能維度看
階段最有代表性的數字技術所具有的空間拓展和創收能力更能反映出技術對於國家權力的影響。 數字技術帶來的權力增長主要體現在數字市場規模拓展帶來的創收能力和技術生態控製權上。 技術創收能力為國家創造了排他性的收入，而國家對於技術生態的控製能力更是通過數字經濟本身特有的「粘性」循環持續擴大收益，並產生資本、技術、人才的「虹吸效應」。 數字技術發展可以進一步訓練算法的成熟度，進而產生正向的經濟循環。 因此，技術優勢以及相應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使得技術本身在經濟領域獲得了利潤分配維度下的關鍵權力，同時也塑造了國家間競爭中的超強收益權。
其次，從技術的權力擴展維度看
數字技術的軍事化用途極大地改變了國家力量對比，技術發展帶來了網絡化的政治博弈與非實體型對抗，逐漸演變為監視能力及控製能力的對比，從而改變了傳統地緣政治博弈的形態。 同時，數字技術領先國家還可運用其在數字空間的技術優勢，對部分國家實施數字通信製裁，切斷通信系統服務，甚至上升為網絡戰爭，從而形成大規模的網絡威懾力。 信息技術在衛星通信、遙感監測等領域的超遠程用途，包括對傳統作戰方式的顛覆，在俄烏沖突中得到彰顯。 技術帶來的「超域」控製能力和新型軍事打擊能力。 驗證了信奉「軟實力」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早年提出的信息技術在現實作戰環境下具有無可比擬的先發優勢的觀點。
最後，從技術對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主導維度看
在產業主導權與技術控製權的國家競爭中，歐洲顯然意識到，國家間競爭不僅反映在傳統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層面，而且反映在數字網絡的安全性、可控性以及與國際金融支付基礎設施相關的地緣戰略問題上，早在2019年技術的商用化與美國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在全球的持續擴張，就使歐洲認識到雲技術基礎設施、通信網絡、金融支付、流媒體服務等領域存在明顯的對外技術依賴。 這不僅使歐洲可能喪失主導未來新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機會，同時還威脅到既有優勢產業的主導權。 因此，出於對未來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掌控需求，歐洲顯然需要構築和拓展屬於歐洲自身的研發空間並獲得技術自主。 而「技術主權」的戰略塑造，恰好可以應對新技術革命下的技術權力效用放大，並同時帶來歐洲競爭力和主導權的重塑。
（三）歐洲內部技術相對劣勢與安全壓力
新自由主義擴張時期，在全球生產鏈布局過程中，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的關聯越來越緊密，經濟聯系擴大促進了政治權力的有效構建。 美國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利用經濟聯系（網絡空間和金融聯系）來獲得地緣政治優勢，包括以經濟為杠桿構建其地緣政治目標。 但歐盟的治理模式卻將經濟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分開，沒有有效利用經濟聯系為地緣政治服務。 傳統上，歐盟構建的生產網絡優先考慮服務內部一體化的需要，這種市場共享和技術分散的治理模式不利於歐盟在新技術革命突破期發揮其本身應有的規模要素優勢，進而導致歐洲技術生態的發展規模不足，出現一定的技術劣勢。
首先，從現實層面看
與歐盟相對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在全球製造業中的領先地位截然不同的現象是，雖然，歐洲國家通過長期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促進了通信技術在社會層面的廣泛普及，實現了較高的數字覆蓋率，但其大型科技平臺市場份額卻與美國、中國存在巨大的差距。 這一現狀帶來了兩大問題：
一是本土用戶提供的數據資源存在較大程度的外流，可能導致關鍵信息的泄露，並引發較為嚴重的數據安全問題；
二是數字技術發展要有一定的用戶和技術生態支撐。而目前歐洲的用戶數據主要受外國公司控製，直接反映了歐洲數字技術能力和技術生態相對落後，而數據能力不對稱更使歐洲現階段的技術追趕面臨困境。
與此同時，數字單一市場的建立，雖然一直被認為是歐盟提升全球競爭力的至關重要的戰略，但由於語言、文化的多樣性使得目前歐洲數字市場依然呈現分布式、碎片化的特征，其發展模式違背了數字經濟發展所要求的規模性、集聚性、中心節點性的內在邏輯。因此，歐洲本土數字市場一直被美國主導和控製。
其次，從新技術革命需要的關鍵技術節點看
在作為信息產業基礎的半導體芯片行業中，歐洲硬件技術的整體自主供給能力無法與美國抗衡。 美國通過英特爾（Intel）、超威（AMD）與英偉達（NVIDIA）等公司幾乎壟斷了全球芯片的核心生產環節。 而在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美國在研發階段相對於歐洲乃至全世界仍具有絕對意義上的比較優勢，其可通過產業鏈中關鍵節點的控製獲得巨大的技術話語權，並憑借技術獲取更大的壟斷利潤。 而歐洲的芯片生產主要集中於服務傳統汽車工業的大尺寸芯片上，在技術轉型關鍵期，歐洲芯片的垂直內部整合與自主生產的能力相對有限。 這對歐洲的半導體供應鏈完整性和安全性構成極大的挑戰，也給歐洲汽車產業的長期競爭力培養帶來巨大限製，進而威脅到歐洲優勢產業和主導產業的全球地位。
最後，從應對公共安全的短板看
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使歐洲暴露了醫療衛生設備以及藥物供應的安全問題。 在疫情嚴重時期，歐盟甚至一反常態，實施了一系列醫療物資出口限製措施。 同時，歐洲國家內部由於醫療技術水平的差異，導致內部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衡。 因此，需要由歐盟進行關鍵醫療物資的調配，以保護內部市場和弱小成員國的利益。 另外，疫情防控的技術監測系統，包含大量公民的隱私信息處理問題，如果無法在本土存儲和數據分析中得到有效保障，那麽歐洲將面臨極大的信息安全風險。 因此，歐洲的雲存儲和雲服務自主性在疫情期間上升至安全議題層面。 歐洲各國對疫情的防控需要，也凸顯了數字信息的安全價值以及隱私保護價值等問題。 有觀點認為，保障數字技術的主權也是保障公民基本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徑。 因此，新冠疫情將供應鏈安全性以及生產技術領先性進一步納入政治議題，現實的社會需求也迫使歐洲將醫療技術安全性納入歐洲技術主權構建的範圍。
三、歐洲技術主權戰略形成與框架分析
歐洲當前面臨的戰略挑戰，特別是新技術革命的跨空間、加速叠代特征給歐洲發展帶來更大的壓力，也賦予歐洲通過技術力量重構「國際中心力量」的機遇。 新興技術的特征對構建內部規模優勢、塑造戰略自主具有客觀要求，也為主權這一概念註入新元素。 傳統的國家主權以領土邊界和政治機構獨立性為標識進行界定，而「技術」語境中的主權則擁有對信息化技術以及新興關鍵產業生產要素的自主控製力，其形成過程也體現了技術流動與主權管轄的長期矛盾，並由此強化了幹預主義和保護主義。 避免邊緣化、提高對外自主性以及對內安全性的技術主權塑造，是歐洲在新技術革命和大國博弈中塑造後一體化時代的新特征。
（一）技術主權認識的視角變化
縱觀國內外研究，早期的技術主權概念主要探討微觀層面的技術與知識產權。 保羅•格蘭特(Paul Grant)認為，技術主權是創造、獲取和應用工業創新所需的商業技術的能力和自由，個體擁有技術主權意味著其擁有技術所有權和促進後續發展的能力，同時不被他人限製技術的可持續性。 此後，學界圍繞技術流動與國家治理能力的關系進行了討論，如肖勤福認為，技術進步提高了跨國分工和資本流動的能力，沖擊了國家主權； 趙旭東認為，技術實力的差距帶來國家治理和管轄能力的不平等； 喬爾•特拉奇曼(Joel Trachtman)則認為，技術對治理能力影響的不平等在網絡空間技術的變革中顯得尤為突出。
學界對於技術主權的分析和探討，深刻反映了技術的高流動性與外溢性所帶來的政治影響。進入21世紀後，在歐洲一體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技術對政治的嵌入與歐洲一體化的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概念和「功能擴張」具有潛在的呼應。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隨著技術叠代產生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嵌入性影響，技術存在的高溢出性並非簡單地通過「技術合作」和「知識擴散」就可以產生正外部性。學者們也開始重視技術高溢出性對傳統主權治理基礎的挑戰。如拉辛•伊迪爾•奧茲蒂格(Lacin Idil Oztig)和朱利奧•文內里(Giulio Venneri)等人認為，技術的復雜性和變化，對地區安全造成新威脅。朱迪斯•勞霍菲爾(Judith Rauhofer)等人提出，技術發展增加了歐盟公民數據信息外泄的風險。同時，蒂姆•毛瑞爾(Tim Maurer)等人認為，歐洲信息傳輸存儲方式的落後以及相關的法律漏洞將給歐洲帶來負面影響。這些與技術發展衍生關聯問題的提出，推動了歐洲一體化基於內部治理進一步向對外防禦轉變。近年來對於技術主權問題的探討雖然未形成明確的統一概念，但通過學者們對歐洲政策文件和項目的系統性梳理及分析可以看到，歐洲技術主權的核心認識均離不開技術自主性下確保歐洲內部安全與競爭力，特別是擺脫對外部技術的依賴。
上述技術主權認識視角的演進和變化也從側面體現了歐洲一體化理論與技術主權的內在聯系，新功能主義強調的功能外溢的客觀規律與歐盟超國家機製，成為歐洲一體化的核心推動力。傳統上，正是由於歐洲的技術領先與技術擴散發揮了巨大的正向外部性。而技術進步和快速叠代帶來對經濟的主導性、驅動性、控製性，包括技術衍生強化產生的多維度權力呈現，使得國際合作具有更明顯的功能外溢性，同時技術所具有的高速叠代性、嵌入性和競爭性，也對歐洲保持原有的技術優勢和「主權邊界」構成威脅。歐洲技術競爭能力的下降，包括受到美國等技術主導國的外部威脅，促使歐盟這一超國家行為體開始逐步放棄一以貫之的自由主義理念，進而實施幹預主義、保護主義甚至是經濟民族主義的措施，提高內部技術整合能力以應對外來威脅。而這也可以被看作歐洲「李斯特學說」的再回潮。
（二）歐洲技術主權的官方戰略框架
從歐洲技術主權演進角度看，繼馮德萊恩於2020年對技術主權這一概念進行整體闡釋以來，歐洲對新形勢下的技術研發模式和研發重點進行了探索與更新。 圍繞技術這一關鍵內核，歐盟機構各部門陸續提議或頒布了一系列直接針對技術主權的戰略指導性文件。
2020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布的《歐洲新工業戰略》對綠色生態與數字技術進行重點闡述，認為生態和數字化雙重轉型將對歐洲經濟社會和產業產生廣泛的影響，而這些轉變也在塑造地緣競爭的新模式。對此，歐洲將在發展數字技術以及綠色低碳新能源等重點產業的基礎上，提高歐洲工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並增強歐洲的戰略自主權。2020年10月，歐洲航空航天和國防工業協會發布了《關於技術主權的行業考慮》，對國防領域實施技術主權的現狀提出了改進意見，認為在安全領域需要實施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和治理結構，以發展與主權有關的關鍵技術，避免僅僅依靠市場規律進行非幹預性調節。歐洲創新委員會(EIC)於2021年3月發布了年度工作方案，認為在技術主權戰略的指導下。EIC的總體目標是識別和開發各種高風險創新，尤其關註具有突破性、市場創造性和深度技術的創新。歐洲創新委員會致力於支持相關公司在歐盟和國際層血上從創新到市場的快速擴張，它將先進高性能計算、ICT技術、醫療保健及相應信息技術定義為「全球性戰略技術」，並對有能力發展上述技術的歐洲公司給予必要的基金資助。
除歐盟委員會的努力外，歐洲議會也於2021年4月提出《研究與創新框架計劃》。結合新技術高速流動的特點認為現階段應當通過建設歐洲研究區(ERA)來加強其科學和技術基礎，在ERA中，研究人員、科學知識和技術可以自由流通。2021年12月，歐洲議會還發布了《歐洲技術主權及其關鍵主動性技術》研究報告，認為技術主權的宗旨在於，保護和發展歐洲公民福利與歐洲企業繁榮所需的關鍵技術，提高歐洲在全球化環境中獨立行動的能力。值得註意的是，此次報告對醫療衛生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新型技術路徑，認為芯片微型實驗室技術(lab-on-a-chip)能有效優化流行病的監測和篩查，這體現了半導體技術對醫療衛生安全的新型嵌入。
地緣沖突爆發與安全風險的加劇，進一步影響了歐洲對技術主權的新認識。俄烏沖突發生後，歐盟各成員國領導人於2022年3月在凡爾賽會議上討論並形成《凡爾賽宣言》，強調歐盟當前面臨「增長不穩定性、戰略競爭和安全威脅」問題，認為需要重點關註關鍵原材料、半導體、醫療健康、數字技術、食品五個重點技術領域，實現加強防禦能力、減少能源依賴、夯實歐盟經濟基礎三大目標。該宣言除了延續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歐盟抵禦外部沖擊、提升戰略獨立性的基本目標外，強化能源安全以及加強技術研究和創新能力以解決外部依賴問題被作為重點予以關註。因此，以新技術推動產業升級而非簡單依靠產業空間拓展和供給結構調整，已成為歐盟實現戰略自主和推動技術主權的優先事項。
簡而言之，雖然由於頒布時間和機構主體的不同，歐盟各種文件勾勒的技術主權整體框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從共性看，歐洲實施技術主權戰略始終圍繞「數字技術」和「綠色新能源轉型」兩個中心。伴隨著新冠疫情的沖擊，「醫療衛生安全」也逐漸被納入歐盟議程框架。同時，俄烏沖突的爆發進一步導致歐洲將「增強內部防禦」和「減少外部依賴」作為關鍵目標。
（三）歐洲技術主權的戰略意圖與整體框架
當國際秩序重回現實主義態勢，中美競爭日益激烈，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特別是在俄烏沖突引發新一輪地緣風險的背景下，歐洲對自身安全，尤其是技術功能性與安全性的訴求明顯提升。 為了在國際格局中避免邊緣化，降低由產業、市場、技術深度相互依賴產生的負面成本，歐洲在現實主義邏輯中發展出「戰略自主」的理念。 正如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學者倫納德和皮夏羅所說： 「為了在一個地緣政治競爭的世界中保持繁榮並維護自身的獨立性，歐洲人必須應對來自其他強大國家相互關聯的安全和經濟挑戰。 」
從戰略意圖看
傳統上歐洲對美國長期依賴，導致其需要追隨美國的戰略。 但在中美競爭加劇、俄烏沖突爆發的背景下，歐洲對中國的市場需要和技術合作，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等，都使其在國際博弈中感到自主性缺失和可控性下降。 因此，歐洲訴求的技術主權並非對現有國際秩序的體系性修正與顛覆。 相反，技術主權塑造是歐洲出於維護現有利益的需要，在國際競爭中構建「領先性」、保持「中立性」，並創造「自主性」的一種現實主義戰略選擇。 其意圖是通過先進技術縮小與美國等國的技術實力代差，並基於新技術革命下的國家實力發展，構建與美國和中國具有平衡能力的內部技術規模和戰略主動。
從歐洲戰略自主的設計架構看
其實施路徑主要體現為兩個平行的支柱：
一個是歐盟的經濟主權建設，現階段主要側重傳統產業回流和供應鏈維護，以及通過資本流動管製的方式保障內部經濟安全；
另一個是歐盟的技術主權建設，關註新技術革命競爭下的信息化技術、新能源、醫療安全等領域領先產業鏈的構建，重點是依靠自主技術研發填補產業鏈空缺。
前者主要依靠歐洲的貿易、產業、金融等政策的調整，具有典型的對外政策主導的特點；後者更多地依靠歐洲內部的資源投入與戰略協同，其實施需要更長的周期和更高的研發成本，並對集中式的一體化開發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與歐洲經濟主權建設不同的是，歐洲技術主權戰略的實施除了強化技術領先性和自主性外，還關註技術流動邊界的構建，包括擴大技術的安全化和軍事化用途，真實反映了歐洲渴望擺脫全球化相互依賴的負面影響，通過技術優勢掌握未來戰略主動的意圖。從這個角度看，經濟主權建設可以被視為歐洲應對性的「防禦戰略」，而技術主權建設更多地體現為「追趕進攻戰略」。
歐洲技術主權的戰略意圖和結構設計，充分利用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特殊性戰略機遇，以構築技術規模力量和補足核心技術短板，避免在中美競爭中受到牽製與邊緣化。歐洲在強化比較優勢產業的全球地位的同時，註重降低對傳統能源大國的地緣性依賴，並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勾勒歐洲自身安全的防禦邊界，提高對外自由度及對內安全性。因此，歐洲技術主權戰略整體架構體現了歐盟的多元訴求（見圖1），註定其戰略實施必須通過不同領域的重點路徑而展開。
圖1 歐 洲 技術主權戰略 意圖與整體框架結構
四、歐洲技術主權建設實施路徑
自歐洲領導人發出對技術主權的呼籲、歐盟各機構圍繞技術主權陸續發布指導性政策和文件以來。 歐洲技術主權戰略的實施已形成新技術革命驅動和維護安全的復合型路徑。 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匹配相應的戰略能力，因此，下文結合現階段歐洲技術主權戰略能力展開分析，並探討戰略實施路徑以及歐洲面臨的戰略空間限製。
（一）半導體硬件製造能力的構建
從技術主權核心領域的構建路徑看，美國幾乎壟斷了代表全球技術前沿的芯片技術研發設計的上遊尖端環節。 在中美博弈和近期的俄烏沖突中，美國使用技術斷供的方式，對博弈對手進行戰略遏製。 這種將技術政治化和武器化的行為，也加深了歐盟對其盟友的戰略威脅感知。 為避免遭受美國的技術脅迫或技術訛詐，歐洲必須在芯片技術領域實現突破並掌握戰略主動。
在中美技術博弈給歐盟帶來戰略騰挪空間的背景下、發展數字技術成為歐洲技術主權戰略的重要一環。鑒於數字經濟的基石是發展「算力」所需的半導體製造能力，歐洲面對自身的短板，更為重視新技術革命所需的產業底層基礎的構建。自2018年年末開始，歐洲先後提出了「共同利益重要項目」（IPCEI）、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計劃以及《歐洲芯片法案》等發展規劃，對應了芯片研發、市場化與生態構建以及芯片製製造技術的創新，歐洲的意法半導體公司以及全球光刻技術龍頭荷蘭ASML公司也先後實施了長期的芯片製造與突破戰略，意圖擴充歐洲半導體芯片產業的內部供應能力（見表1）。
（二）關鍵製造業與能源生產的自主性構建
汽車、機械製造是歐洲的優勢產業，並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貿易和對外投資收益。 但上述製造業在全球具有廣泛的垂直分工布局特征，深受地緣沖突和技術博弈的影響。 能源供應的緊張和芯片斷供風險為歐洲製造業埋下深度安全隱患。 因此，為保障歐洲汽車製造關鍵領域的生產安全性和技術領先性，歐盟推動的《歐洲芯片法案》對其車用芯片生產供應給予高度重視。
由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半導體供應結構性短缺，歐洲的車用芯片生產自主性明顯下降，使歐洲的車企生產能力出現瓶頸、交付出現困難，進而影響了歐洲的汽車行業收益。目前，歐洲本土的芯片公司正積極通過提升高精度尺寸芯片產能的方式，來提高歐洲汽車產業供應鏈的安全性和自主性。除汽車芯片外，對於具有較高垂直分工水平的汽車行業而言，縱使歐洲具有較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和較高的價值鏈位置，其在全球的縱向整合仍然面臨供應鏈外部沖擊的風險。因此，歐洲汽車供應鏈的安全性也是歐洲技術主權建設面臨的新問題。
保護汽車供應鏈的安全性和技術競爭力同樣體現在新能源領域，歐盟結合自身的能源轉型和碳減排的規劃，加強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加速能源轉型並服務於傳統製造業，特別是支持和保護歐洲汽車工業的規模和市場優勢。而這些舉措表明，歐洲技術主權戰略的另一重要目的是服務於歐洲實體經濟的轉型。歐盟的新能源投資在俄烏沖突爆發前的戰略考量具有「雙重性」：
一是維護歐洲汽車工業在新能源轉型過程中的優勢；
二是通過技術提升擴大可再生能源供應從而減少排放。
其戰略的實施原則是繼續側重維護歐盟能源單一市場的完整性，避免能源市場過度分散，導致成本膨脹以及對競爭和貿易的過度扭曲。為此，歐洲明顯加快了對各類新型能源的研發（見表2）。
除了依靠各成員國自身比較優勢從事技術開發外，歐盟還通過構建內部能源互聯項目，加速推動內部能源市場的整合（見表3）。這充分體現了在歐洲技術主權戰略意圖下，技術可替代性尋求以及歐洲內部技術鏈接整合的雙重建設路徑。
保護優勢製造業、開發新能源技術、推動能源轉型是歐洲實現技術主權的既定目標。但俄烏沖突爆發導致歐洲地緣安全形勢的逆轉，使得「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成為歐洲的關鍵戰略選擇。為此，歐洲逐漸降低「減碳」和「可持續經濟」戰略權重，並將新能源技術投資帶來的能源轉型視為長期製裁俄羅斯的戰略武器。在這個新目標下、歐盟除了在短期內尋求多元化供給外，在更多層面上已決心通過加速技術替代推動的「能源獨立」進程來改變地緣力量對比。除了地緣戰略目標外，俄烏沖突本身帶來的外溢性影響也使歐洲充分認識到，新能源技術投資不僅關乎碳排放本身，而且關乎歐洲的戰略安全與經濟自主，戰略地位的上升將使新能源技術的發展在能源安全的要求下變得更為重要，地緣政治博弈催生的技術政治化將使歐洲在能源技術上付諸更多的努力。
（三）歐洲技術產權與數據流動邊界性設置
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具有高度知識外溢性和跨地緣空間流動特征，這也為歐盟整合內部研發力量、打破內部技術流動邊界提供了可能性。 但打破內部技術流動邊界難以直接沖擊歐盟內部的傳統產業，還造成部分相對落後成員國的勞動力流失，這也是技術主權區別於經濟主權建設的一大重要特征。
然而，歐盟發展數字技術的重要障礙，是其內部數字市場被美國數字巨頭高度分割，以及公司規模弱小導致的被收購風險。技術規模和技術生態的不足，導致歐洲發展數字技術的關鍵要素數據及相關技術產權存在嚴重的外流問題。這既造成研發的知識產權風險，也加劇歐盟與美國數字技術的代差，降低了歐盟在數字空間的話語權。因此，歐洲建設技術主權需要打破美國在歐洲市場和研發領域的高度壟斷。歐盟著手構建數據流動邊界，既是為了從安全角度出發保障信息技術要素與產權的地域屬性，更是為歐洲打破內部技術流動邊界掃清外部障礙。
歐盟擁有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框架，其中對技術知識產權擁有較為嚴格的保護措施。根據歐盟競爭規則，知識產權持有人被授予知識專有權，用於防止未經授權使用其本人的知識產權以及利用其財產，特別是通過許可給予第三方的方式。除上述商業和民事意義上的知識產權保護外，在國家許可和保護技術產權地域屬性層面，歐洲也不斷增加和設立各類管製措施和行政審查（見表4）。2020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保護歐盟戰略性資產收購指南》文件，要求成員國采取相應的保護政策對實體產業領域進行必要的外資收購審查。隨後，歐洲多國也先後在《保護歐盟戰略性資產收購指南》的引導下，在反收購執法上或通過自主立法的方式，對海外諸多跨境並購行為加強監管甚至遏製。
除了對技術產權的屬地性保護外，關於數字技術關鍵要素數據的保護與流動限製也一直是歐盟「技術邊界」設置關註的重點。早在2016年，歐盟就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H)對數據跨境流動進行管理，而後又有成員國動議通過數字稅征收等方式，對全球數字科技巨頭實施反壟斷。歐盟設置數據流動邊界的舉措是，核心敏感數據傳輸需要獲得歐盟的批準，以保護本土公司免受非法的敏感數據抓取，包括數據域外雲端存儲帶來的失控威脅。但目前來看，歐洲數字平臺市場份額的弱勢地位不利於數據保護措施的開展。法國科技公司Atos的前首席執行官布雷頓承認，歐洲已經錯過了建立巨型互聯網平臺的機會，現在是不得已另辟蹊徑來重塑自己的利益空間。而歐洲創新技術研究所(EIT)在2020年發布報告聲稱，非歐盟數字巨頭通過獲取歐盟內部大量的用戶數據並進行叠代式的高價值創造與增殖，對歐洲主權造成嚴重威脅並阻礙了歐洲的技術創新，必須進一步通過更加靈活的監管工具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對此，法國和德國正著手實施數字聯合基礎設施產業項目Gaia-X，包括與歐洲其他國家共同合作，試圖創建以歐洲技術為主體的聯合和安全的數據基礎設施。
因此，在技術的地緣屬性和數據流動兩大焦點問題上，歐洲正逐漸強化潛在而不透明的歐盟「技術與數據流動」邊界，而這個反技術要素與資本自由流動的「邊界性」設置，雖然與歐盟一貫倡導的全球資源要素充分流動配置的自由主義觀念相背離，但卻符合歐洲戰略自主理念，並構成歐洲技術主權建設的獨有模式。
（四）歐洲應對公共衛生安全能力與醫療技術建設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劇歐洲公共衛生隱患的背景下，歐洲正在從醫療設備製造以及醫療大數據安全兩大領域推動實施歐洲技術主權戰略。 除《歐洲芯片法案》提出對醫療信息領域的芯片生產加大投入外，歐洲在醫療設備製造領域強調防疫物資的生產供應充足，特別是高需求藥物以及關鍵領域藥物供給不被擠兌。 在產業回流和安全領域，法國政府從2020年起便著手實施賽諾菲製藥回流項目，由賽諾菲集團在法國本土投資4.9億歐元進行本土疫苗的研發與生產，以滿足疫情期間的緊急需求。 與此同時，德國從事疫苗研發的關鍵實驗室Curevac正在解決關鍵藥物生產原料依賴美國的問題，以避免美國可能通過《國防生產法》在供應鏈端實施遏製。 考慮到外來資本對公司進行兼並和收購，德國政府也正通過貿易審查等必要手段限製關鍵技術的外流。 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型疫情防控技術已經由歐盟多國著手研發（見表5）。
除了實施必要的出口限製外，歐盟還根據疫苗生產、供應、包裝、存儲和運輸環節在內部進行供應鏈劃分，直接在內部建立自主的內循環疫苗產業。而在藥物戰略實施上，歐盟不惜違背一直倡導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建立了疫情暴發期間知識產權監管的臨時框架。該框架允許歐洲國家的製藥企業在未經專利授權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藥品仿製，進而將公民安全保障置於知識產權保護之前。因此，新冠疫情對歐洲原有公共衛生和醫療技術架構的影響是深遠的，傳統上依賴全球供應鏈的藥品生產、研發合作模式，雖然具有極高的效率和成本優勢，但在疫情中暴露了供應鏈阻斷問題。出於內部安全建設的戰略考量，歐洲醫療技術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水平不斷加深，在充分利用新型數字技術的跨地理邊界能力的同時，也加速了歐洲醫療技術研發模式的戰略轉型。
五、歐洲技術主權戰略的現實挑戰與製約因素
歐洲戰略自主理念源於國際體系中的相互依賴以及相對技術實力變化的負面影響。 區別於經濟主權在供應鏈和跨境資本流動領域的戰略實施路徑，新技術革命在形態與功能上的特征，為歐洲實現戰略自主提供了獨特的戰略機遇。 但與此同時，戰略實施過程同樣會受到原有體系和技術實力的製約，來自宏觀與微觀維度的各種挑戰，也將體現為歐洲技術主權實施過程中的戰略空間限製。
（一）跨大西洋關系的重塑與美國戰略施壓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對其霸權地位帶來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再權衡，並在國內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實施了「美國優先」戰略。 其結果表現為在國際組織等多邊外交平臺上美國的「退群」行為，導致國際性多邊組織的功能衰減。 而歐洲作為全球多邊主義的踐行者，出於提高自身戰略自主性的綜合考量，並未完全采取追隨美國的戰略。 相反，由於美國的「退出」行為給歐洲騰岀戰略延伸空間，使歐洲的自主戰略有了更大的主動性。 同時，由於美國對全球多國發動關稅戰、在產業鏈和技術鏈領域行使長臂管轄權，歐洲雖未能幸免美國的打壓，但由此提升了與其他主要經濟體構建的貿易和合作關系。 中歐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的貿易額有了穩定的增長，歐洲也強化了對戰略自主的認知以及提升技術主權的動力。
從變化角度看，既然歐洲戰略自主的騰挪空間是美國「退群」的結果，那麽也將因為美國的「重返」而再次喪失。拜登政府執政後，美國先後重返各領域的國際組織，全球治理架構再次受到美國政策的幹預影響。就美歐關系而言，拜登政府在政治上重塑跨大西洋夥伴關系，在經濟領域緩和矛盾並暫停對歐關稅戰，在科技領域借助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構建美歐核心技術的深度合作。美國的主動讓步，也使歐洲內部主張與美重塑戰略盟友關系的政治力量重返舞臺，推動與美國共建氣候治理領導力量、以推遲數字稅和提高北約合作水平等方式來緩和歐美關系。而這些改變顯然使歐洲原先出現的戰略自由空間再一次收縮，特別是歐洲在新技術領域與美國建立技術聯系後，歐洲所構建的技術防禦邊界並非因為遭受攻擊而被「打破」，而是由於歐美技術合作加深而被「放寬」。此外，由於美國重返全球多領域的治理，歐洲的自主決策將重回美歐等主要大國共同協商的議程內，決策空間將從歐洲內部再一次外移。
（二）技術主權戰略的長期性與短期安全問題的沖突
俄烏沖突爆發後，在美國的主導下，歐洲許多國家共同參與了經濟、軍事和科技等多領域對俄製裁，這使歐洲戰略自主能力塑造因為地緣政治的急速變化被極大地遏製。 俄烏沖突導致的歐洲能源斷供和能源安全緊迫性加劇，與歐洲技術主權戰略的長期性之間產生明顯沖突。
首先，地緣政治影響導致的能源供應中斷與能源價格擡升，使得歐洲「技術主權」既定目標中的能源轉型和綠色新政受阻
歐洲內部主要生產國為彌補短期供應缺口需加大對外部能源技術的引進，這將對歐洲現有技術布局形成明顯替代。 歐洲能源轉型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本質上屬於在現有能源和原材料供應結構基礎上的持續改進。 歐盟在實施綠色新政過程中需要充分統一歐洲內部能源市場，並構建自主產業鏈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供應網絡，為此需要進行長達數年的戰略實施周期。 但長周期的綠色能源轉型在面臨短期突發沖擊時不具備充分的應對能力，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地區沖突將對綠色能源技術的開發與轉換帶來強大的阻力。
其次，產業鏈的安全問題抑製了能源供應快速轉型，在2022年年初持續上漲的全球能源價格中，歐洲遭受「激進式」能源轉型帶來的工業通脹壓力
而俄烏沖突爆發後更是使歐洲能源從成本壓力直接變為供應性短缺，並給歐洲製造業大國的產業鏈安全帶來巨大威脅。 出於解決燃眉之急的能源短缺需要以及應對持續走高的生產成本壓力，德國被迫將傳統能源重新用於電力生產以彌補天然氣供應短缺帶來的損失。 因此，現實的能源需求和供應結構表明，對於具有較高傳統能源消耗的歐洲國家而言，實施新能源轉型本身面臨更大的成本壓力，遭遇突發性能源短缺後更是直接導致產業鏈的安全挑戰。 而這將導致歐洲部分國家客觀上偏離歐洲技術主權戰略所確定的結構性目標。
最後，能源短缺與安全訴求迫使歐洲對外尋求能源援助，進一步反映出歐洲內部綠色能源的市場化效果與供應能力的不足，歐洲對外尋求能源支持的目標也偏離了能源自主供應的初衷
在俄烏沖突後，歐洲明顯增加了對全球多地區的能源和相關技術進口。 2022年3月，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全球對歐洲的液化天然氣岀口增長了75%，而美國對歐洲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幾乎增長了兩倍。 此外，截至2022年5月，歐洲主要市場對中國光伏組件進口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一倍以上。
因此，從短期看，歐洲尚無法通過綠色新能源技術彌補能源供應缺口，特別是對於主要工業生產國而言，能源的短缺與安全需求使其被迫回歸傳統能源供應並加大對外部能源與技術的需求，而上述最新動向共同反映了歐洲技術主權戰略在新能源領域受長期性與可持續性等多因素困擾而導致的抗風險能力困境。
（三）技術主權戰略的內部空間協調性不足
實施技術主權戰略要求歐洲內部具有高度的整合性與協調性，但由於外部安全沖擊以及內部歐盟運作機製的空間特征，歐洲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分歧以及國家間的自主性差異，進一步製約了歐洲技術主權的整合能力，帶來歐洲技術主權戰略實施的不穩定性。
首先，歐洲技術主權的實施以法德軸心為主導，法德間政治取向的統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歐洲整體的戰略穩定性
而在默克爾卸任德國總理後，新任總理朔爾茨在俄烏沖突背景下、大幅提高軍費，並宣布從美國購買F-35聯合攻擊戰鬥機。 而美國也於2022年7月批準了這項采購。 傳統上，德國與法國、西班牙在「歐洲未來空中作戰系統」項目上已形成深度合作，默克爾時期的德國為維系法德關系而擱置了對美第五代戰機的采購，但如今卻因朔爾茨上臺改變了德國既有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政策路徑。 雖然，德國的政治走向與俄烏沖突密切相關，但易使周邊鄰國對德國產生戰略忌憚。 德國依靠外部和自主安全防務的路徑選擇可能迫使法國降低對德國的戰略協同度，進而影響歐洲整體技術研發支出與協同，而法國將政策重心回調到內部安全建設，也將給德法合作帶來分歧和隱患。
其次，俄烏沖突致使歐洲對美國和北約的傳統安全保護依賴加深，歐洲諸多國家對美國的防務支持呈現更多的需求
在俄烏沖突中，歐洲明顯感到自身防務能力的薄弱，歐洲東部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中除匈牙利外，均加大了對美國和北約標準武器的采購需求。 與此同時，與俄羅斯接壤的芬蘭及其鄰國瑞典於2022年7月完成了加入北約的談判，美國主導的北約安全防務影響力迅速擴張，而北約在歐洲傳統地緣安全事務中的深度介入也將對歐洲的技術主權建構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 諸多成員國出於安全考慮，選擇加入美國主導的北約安全體系，導致歐洲內部傳統安全戰略協同受到沖擊。 歐盟對國防產業在全歐範圍內進行技術協同的構想，可能迫於現實的壓力和成員國的客觀需要被迫擱置，歐洲國家轉而加快與北約體系的協同與融合。
最後，俄烏沖突中暴露出歐洲內部諸多成員國的戰略分化
雖然，在美國的主導以及歐洲整體安全認知下，反對俄羅斯以及力挺烏克蘭成為歐洲內部「政治正確」的選擇。 但與此同時，由於歐洲內部對俄能源依賴程度不同，與俄烏沖突中心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遠有近，導致歐洲「能源高度依賴國」對俄羅斯態度相對溫和，與鄰近沖突發生地的中東歐國家的態度形成巨大的反差。 這也反映了歐洲內部在傳統軍事安全議題上的矛盾。 法德軸心在歐洲原有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受到美國領導下的中東歐反俄力量極大地壓製。 因此，客觀存在的地緣政治、歷史等因素，使得歐洲各國在關鍵議題的構建上仍因主體身份認知的差異，導致技術主權戰略的內部整合能力以及對外協同度存在明顯的不足。
（四）歐洲技術底層架構劣勢與數字經濟短板
技術主權的實施必須依賴技術生產力的建設。 而歐洲在數字技術生產力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上卻具有明顯的比較劣勢。 這一劣勢既源於數字技術領域被美國軟硬件技術所壟斷。 來自歐盟成員國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帶來的「數字鴻溝」和整體數字經濟競爭力弱化的問題。
一方面，從數字技術底層的硬件基礎半導體產業來看，歐盟追求技術主權的路徑核心是維護芯片供應鏈安全，並在產能、流通等環節保障芯片價值鏈的穩定性
但從半導體加工製程的全球產能結構來看，歐洲雖然在全球半導體的製造行業中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但在高等級製程能力上卻明顯落後於世界領先的生產國家和地區。 需要註意的是，芯片生產和製造不能違背客觀的產業規律，歐盟目標是追求更先進的製程芯片生產能力的突破與趕超。 但在全球現有的產能製約下，如果歐洲加大對精密微型芯片的產能利用，有可能造成原有主導的芯片產能的被動擠出，進而反向遏製其整體技術突破能力。
伴隨著科技競爭日益加劇以及技術民族主義的擡頭，目前全球半導體產業鏈構建朝著碎片化、區域化的方向發展。從產業「變化」的角度看，以技術安全和競爭為目的的全球半導體產業鏈本土化重構，促使全球許多半導體企業著手重建垂直整合(IDM)發展模式。而從產業「不變」的角度看，專門從事芯片研發設計(IC)模式依然是行業中利潤最高的部分，而美國在此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以歐盟主要的半導體企業與世界巨頭相比來看，無論是銷售額還是研發投入比重，歐盟企業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從產業競爭實踐看，半導體企業若沒有更為龐大的市場銷售規模，那麽將無法支撐巨額的研發支出，其被收購並導致技術外溢的風險將增大，而歐洲半導體企業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美國公司的技術和資金支持。這一特征體現了歐洲技術主權建設明顯缺乏市場驅動力和大型企業的引領能力。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不均衡一定程度上阻礙歐洲強化數字技術市場的能力，歐洲內部各國的技術水平及其技術承接能力差異也給歐洲技術主權的整體性構建帶來挑戰
如何處理歐盟層面和成員國發展目標的關系，已經成為歐洲構建技術主權宏觀層面的重要問題。 以數字經濟為例，雖然數據本身的非競爭性可帶來數據實時共享和生產要素重整，但是數字技術叠代速度不斷提升，特別是數據處理和使用能力的不對稱性也將推動國家間的「數字鴻溝」擴大，進而導致以數字技術為依托的國家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
這一現象同樣充分反映在歐盟委員會發布的「數字經濟和社會」指數(DESI)的變化上。過去五年來，該項指數位居前五位和後五位歐洲國家的均值差距明顯拉大。同時，在代表信息技術研發能力和實際使用效果的人力資本指數上，歐盟的領先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也同樣出現差距擴大的趨勢。這一結果反映出歐盟內部技術人才與研發能力分布不均衡現狀，進而影響了歐洲整體對外的數字經濟全球競爭力。同時，這種現狀還將極大地限製歐洲內部的技術充分流動與吸收，易造成歐洲技術落後國如南歐、中東歐國家產生離心力，並認為歐洲技術主權建設在歐元本質上對法德等技術領先國家更為有利，而自身則由於技術的代差而無法實現技術跨越，也不可能在歐洲技術主權建設中獲得更多收益。因此，由於數字鴻溝存在帶來的發展差異，將在長期影響並製約著歐洲技術主權的協同性建設。
六、總結與展望
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衰落、中美博弈持續、俄烏沖突地緣安全風險加劇、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及歐洲內部安全議題重現等多重背景下，歐洲基於現實主義邏輯形成了戰略自主訴求，其目的是強化自身整體實力，避免在中美競爭中受到牽製或被邊緣化，進一步提高對外自由度以及加強對內安全性。 而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突破，使技術這一具有高知識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的生產要素成為改變歐洲自身實力的關鍵因素。 在此過程中，技術本身對政治權力的影響和改造也日漸顯著，國際關系中的權力政治博弈日漸滲透到大國間技術權力的競爭，新型的技術性權力 儼然已登上國際競爭的新舞臺，也喚起歐洲諸多國家在新型國際競爭中對技術影響下的主權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和戰略重構。
與以往不同的是，新技術革命中的技術要素具有跨邊界高流動性、隱蔽性、高控製力等特點，其對國際權力的投射能力產生特殊的滲透和控製作用；同時，技術的政治化、權力化也對技術主體的規模性與邊界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技術的內涵與外延性變化，促使歐洲嘗試打通內部技術流動邊界，在強化歐盟的領導力和管轄權基礎上，調動歐洲內部資源加強協同，為技術發展構建足夠的規模實力，以此來構建屬於歐洲的技術主權空間。作為歷經主權讓渡與內部治理整合的歐洲，技術主權建設已然關乎歐洲的發展和國際主導權的爭奪。這必然要求歐洲不能單一依靠住既有產業基礎來增加戰略自主，而是要著眼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未來競爭力和國家博弈能力，塑造和強化基於技術的戰略能力。因此，從戰略層面上看，歐洲技術主權建設既滿足了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需要，同時也適應了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政治化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新技術革命引發的技術領先與超越，以及政治經濟權力的不對稱性引發世界大國的戰略擔憂，進而采取了追趕式行動。因此，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提升國家技術競爭能力已並非歐洲的區域個案，技術政治化下的技術競爭與博弈更有可能是主導未來的全球長期趨勢。歐洲技術主權建設本身具有超國家的安全訴求及技術邊界性強化的原則，由此也將體現其長期性、內部化、對外排斥性等特征。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傳統上全球開放的技術流通和交流體系，會因歐洲區域內技術鏈接增強和技術規模增加而出現全球競爭的新角色，但歐洲技術邊界性的設置同樣也會減緩技術本身的全球流動與擴散，同時，技術地緣性特征的強化更使大國圍繞技術和主權安全的競爭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