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五年，全球技術進步最主要的引擎在硬件方面是網絡通信領域，也就是從3G時代演進到5G時代；建立在網絡通信領域之上的，是在美國和中國出現的全球化互聯網平臺；連接這二者的，是Steve Jobs通過iPhone引領，其後在全球實現的iOS/Android智能終端普及。
實現上述三方面的技術前提，是摩爾定律下半導體產業的技術演進。
我們需要理解，只有當技術發展目標與社會需求相契合的時候，市場的作用才會發揮到極致，但技術發展目標的確存在與社會需求相悖離的可能。龐大的市場會為技術演進指明方向、提供資金、推動爆發。但如果技術發展目標與社會需求相悖離，那市場就再難提供支持。
技術發展是否契合社會需求，這正是企業家和投資者要判斷的問題，對采取產業政策的國家，也是產業政策製訂者需要判斷的問題。技術發展與社會需求的悖離，不一定會及時的體現出來，因為技術發展對社會需求的滿足往往也需要時間。因此，如果技術發展與社會需求出現悖離，只能在一段時間後，才會得到驗證。這種驗證往往先發生在市場領域，產業政策製訂者的反應要更晚、更慢。
美國和日本在2010年12月開始4G商用，2011年韓國開始4G商用，中國的4G商用是在2014年。4G時代最大的變革，是網絡視頻的興起。
早在韓國4G商用之初，韓國的LG U+就做出最清晰的前景預測，認為4G時代就是網絡視頻時代。後續的發展印證了LG U+判斷的準確性。無論是Netflix，還是愛優騰，都通過長視頻的方式徹底改變了影視產業。中國在短視頻領域的創新超過了美國，這也導致目前Tiktok在美國面臨危機的主要原因。
視頻直播改變了傳統的平臺銷售模式，流量紅利從平臺轉移到直播達人那里，這一切又推動了生產與銷售的轉型。但要理解，上述長短視頻的變革，仍然只是4G時代的產物。
中國在5G商用方面推進最早，2019年即開始商用。全球5G商用前，行業各方也對5G時代進行了預測，當時判斷，從規模化消費角度而言，5G時代將是VR/AR時代。然而與4G商用後迅即進入網絡視頻時代不同，VR/AR的推進十分緩慢。這個投資概念逐漸被市場所拋棄。但技術發展必須要有方向，否則所有投資都將失去目標，從基礎網絡角度而言，5G比4G有顯著的進步，但5G時代的「殺手級應用」始終沒有出現。於是，元宇宙的概念誕生了。
就像投資界的一個老笑話，一家需要描述越多的公司，越沒有投資價值，一家不需要描述就受人追捧的公司，往往才是最好的投資標的。元宇宙的描述從最初宣傳開始就極其復雜、晦澀，說到底，它就是希望實現人類生活的盡可能的線上化，並且這種線上化是以虛擬可視的方式實現。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以來，人類的生活和工作其實已經盡可能的線上化了，為什麽非要以虛擬可視的方式進行呢？斯皮爾伯格也無法解釋這個問題，只能把《頭號玩家》的真實世界設定為接近廢墟，人類只能從虛擬可視的網絡中獲得些許滿足。然而真實世界已經成為廢墟了嗎？為什麽一定會成為廢墟呢？
元宇宙過度強調虛擬可視，其實只是因為這個概念是VR/AR的進一步包裝，虛擬可視的背後是產業鏈需求的體現。手機、Pad類終端對網速和芯片功能的需求其實已達極限，換言之，智能手機時代其實已近極限。但從半導體（無論是終端設備和網絡設備）演進而言，極限尚未達致。也就是說，在5G時代、後智能手機時代，出現了「技術冗余」。半導體產業、網絡設備產業，希望出現一個新的硬件替代潮，這個替代潮最好能夠像iOS/Android手機替代功能手機那樣，掀起新的產業起點。產業鏈將這個美好的目標設定為VR/AR，甚至不惜幻想所有人類進一步線上化、虛擬可視化，然而，時至今日，這種幻想也未能實現。
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現有VR/AR技術仍然遠遠落後於科幻給人們描繪的美好未來，也就是一個輕便的日常眼鏡就能實現《頭號玩家》的效果，或者，能在家中體驗《三體》；二是人類並未生活在廢墟世界中，新冠疫情使人們認識到自由行走而非使自己虛擬可視的線上化才更為可貴。
所以，半導體領域的技術冗余如今無法滿足真實的社會需求，扭曲的技術發展目標與人們真實的內心需求相悖離。人們提不起換手機的興趣（因為功能已達極限），更沒有虛擬可視線上化的興趣（因為沒有能夠提起興趣的設備，也因為人們並不生活在廢墟之上）。這就意味著，自半導體技術民用化以來，人類世界首次同時面臨硬件和軟件方面的技術過剩。這種技術過剩並非真正的過剩，而是技術發展目標悖離人類社會需求所致。
技術演進是可以脫離市場而存在的，但只要在以市場為基礎的技術，必然要受市場需求的約束。因此，今天我們看到，無論是在半導體領域，還是在互聯網領域，同時出現了全球大規模裁員的情況。這是半導體技術民用化以來的首次。
雪上加霜的是，在市場之外，同時出現了更多的非市場因素。
我們在《芯片戰爭及其應對（上）》中詳述了矽谷在日美半導體貿易戰時的自保策略，也就是催動美國國防部，將技術和貿易問題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進而以最高優先級動用政策手段。當前，美國再次將這種策略應用於中國。供應鏈的重構進一步大幅提升了半導體產業的成本。
除此之外，美國互聯網平臺帶來的反壟斷問題並未終止，對Google廣告問題的審查仍在進行。
上述種種，對應的是一個催動了全球過往二十年的重要產業，勢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作為一個長期定位為「追趕型」的後發國家，如今不但要實現「追趕」本身，更需要看透「領先」的本質和問題。這不但對國家層面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對企業和投資者而言，可能也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如何使技術發展目標與社會需求長期相符，進而使市場能夠為技術演進提供巨量資金和動能，關系到科技類產業是否能夠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場需求的長期發展模式。1980年代，當Bob Noyce和Charlie Sporck去催動美國國防部實現對日本半導體政策的大變革時，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美國的國防建立在先進半導體基礎之上，而先進半導體是以巨量的市場資金而非財政投入能夠驅動的，如果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在市場上被日本取代，那美國的軍事實力將一落千丈。
補貼機製下的產業走不長遠，更難獲得真正的安全；財政投入不足以為技術發展提供長期支持；錯判的市場方向將會使市場投資失敗。
理解上述三點，其實並不難，但實際上，卻很難。因為補貼的收入是利益，短期的投資也是利益，只要有利益，各種動作都會變形。這其實就是，對各方判斷力和定力的巨大考驗。
回到文題，技術停滯是否已經發生？如果從技術發展目標與社會需求的悖離來看，確實如此。所以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麽？恐怕是，靜下心來，認真的找到真實的社會需求。這不只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美國面臨的問題。這不只是「科技向善」的問題，更是某些產業為什麽還要被如此投入的問題。